土：没有土，便没有花木了；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。花木非有土不可，正如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。”
    “其实即使天才，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，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，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．因为幼稚，当头加以戕贼，也可以萎死的。”
    “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，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；然而遭殃的是嫩苗——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。幼稚对于老成，有如孩子对于老人，决没有什么耻辱，作品也一样，起初幼稚，不算耻辱的。因为倘不遭了戕贼，他就会生长，成熟，老成；独有老衰和腐败，倒是无药可救的事尸”。
    “天才大半是天赋的；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，似乎大家郡可以做。做土的功效，比要求天才还切近；否则，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，也因为没有泥土，不能发达，要象一碟子绿豆芽。”
    “泥土和天才比，  当然是不足齿数的，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，也怕不容易做；不过事在人为，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。这一点，足泥土的伟大的地方，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”。
    以一篇杂文为例，就可见“全貌”。上面这些哲理语言言简意深，可以说每字每句都凝聚着作者的心血和脑汁，都闪耀着作者思想和智慧的光芒。作者站的高，看得深，见得远，同时又在思考过程中花了极大的科学劳动。“物色虽繁，而析辞尚简”。不管事物多么纷繁复杂、千变万化，作者都能把握住事物的内部联系(即本质)，用简洁、周密、犀利和明快的语言完美地表达出来。鲁迅说过：“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，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短，是绞了许多脑汁；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，又看过了许多书，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，是并不随便的。”(载许广平《欣慰的纪念》中《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》)
    这段话说明，简洁而犀利的语言，要靠绞许多脑汁——反复而艰苦的深思熟虑，还要靠平时的学习、积累和爱于善于思考的锻炼，同时义要经过再三的修改、提炼——“写完后至少看两遍，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、句、段删去，毫不可惜。”这一点，又是和美国作家海明威“站着写，躺着改”的主张相通的。有人问海明威，你的作品为什么简洁、明快?他幽默地回答：“我站着写作，而且只用一只脚站着。”他还说，他修改文章就躺在安乐椅上。“一只脚站着”，提醒你写得简洁，躺在安乐椅上修改，可以从容不迫地把那些多余的字句删去。外国的一些优秀文选中，也不乏靠简洁、犀利、周密、明快的哲理语言取胜的佳作，如德]赫尔曼·海赛的《书论》，不少语言近似格言，不妨摘引几段如下：“当一本宝书在读者的心海里掀起层层波涛，他就不再随心所欲的囫囵吞书了，而是渐渐养成把那些更有价值、更富情趣的书籍搜集在自己身边的习惯，因为他们毕竟比那些信手拈来胡乱啃噬的书本更为宝贵。”
    “自古以来就没有俯拾即是的‘最佳之本’，更谈不上什么理想、现成的藏书，而必须靠读者按其所需和爱好把那些更亲切、更易理解、更珍贵的书籍囊括在自己胸怀。”
    “曾有一些认真的读者，仅仅破读了寥寥数本，正如有些仅有一本书的农妇，她们从书本中吮吸到更多的知识和智慧，获得了更多的慰籍和情趣，远胜于某些独霸书橱的富翁。”
    “谁若把读书只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，那么尽管他读的再多，读物再 ，那所读的内容不过是随着书的读光而渐渐淡忘，到头来也还是和当初一样一贫如洗。眭若读书，如同倾听一位敢于吐露衷曲的知己那样，那么所读之物，就不会如过眼烟云一样倏然飘散，而将长铭心怀。”
    (2)形象、含蓄、幽默、诙谐。逻辑是一种力量，形象也是一种力量。杂文的评论性和文艺性，要求杂文语言里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要互相渗透、互相综合，从而相得益彰。上面讲的哲学性语言，除了具备简洁、周密、犀利、明快的特点外，同时也具有形象、含蓄、幽默，诙谐，包括通俗、朴实、清晰，流畅等特点。这许多特点的综合，也就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综合。所以分开单独叙述，是为了加深对许多综合特点的
认识。如果说哲理性语言只能是一堆抽象的概念，那么，让这种概念篡夺了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——形象性的宝座，杂文就不复存在了。没有形象、含蓄、幽默、诙谐的语言，杂文就会陷入千瘪死板、令人窒息的泥潭。在一篇杂文里，纯粹抽象的概念象代数公式似的一道道列下去，一连串的正号负号等号，恐怕怎么也形象不起来。
    形象语言能化无形为有形，化腐朽为神奇，具有鲜明的色彩感、音响感和动态感。如杂文《打鼠有感》，把走私贩私、贪污受贿、侵吞国家财产的犯罪分子，比作是“一群可恨至极的老鼠”。以老鼠的可恶形象作对比，用有声有色有形的语言，叙述了犯罪分子的活动和可恶下场，“他们有的天良丧尽，窃走祖国的金银、文物，几经转手，大发横财，然后钻进鼠窟里大吃大嚼，寻欢作乐。有的身披人皮，利用职权之便，监守自盗，经手削或慷国家之慨，坐收贿赂。更有甚者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撕吃人民的血肉，私分四化的家底。尤其是那些手中握有一定权柄的‘硕鼠’为害更烈，如不从速查办，依法严惩，国家刚积蓄起来的一点‘油水’就会被它们及其同伙喝净：党的威信，革命的传统，人民的信心，就会被它们啃光。”
    “鼠毕竟是鼠，它们是非常害怕光明和正义的，别看它们在黑暗中逞凶肆虐，得意忘形，一旦大家警觉起来，连声喊打，并真的动了手，它就会害怕的浑身筛糠……”
    读着这些语言，读者彷佛看到两种鲜明对立的色彩：一方面是阳光灿烂的“光大化日之下”充满“光明和正义”的大地：一方面是阴森潮冷的“黑暗中”的鼠窟。
    读者也彷佛会听到两种鲜明对立的音响：一方面是鼠类们“大吃大喝”、“撕吃人民的血肉”、“寻欢作乐”的碰杯 笑声，一方面是人民满腔愤慨“连声喊打”的怒斥声。
    读者的眼前还会浮现两种鲜明对立的形象：一方面是“警觉起来”、“真的动了手”
“从速查办、依法严惩”的打鼠的人民；一方面是由“逞凶肆虐、得意忘形”而变为“害怕得浑身筛糠”的鼠类。
    语言一旦调动起读者的各种感官，包括人们的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触觉、嗅觉，形象在眼前就“立体化”起来。
    形象化的语言和形象联在一起，人的形象，物的形象。一般说来，语言中形象的东西越多(当然要恰如其分)，形象性越强。试看《虎皮鹦鹉之死》一文中的一段：“我佩服杜甫的高见：‘纨绔不饿死，儒冠多误身。’现在仔细一想，对它又有点疑惑……今后，不敢说误身之儒不会再有，但大概会少得多，‘纨绔不饿死’，向来就不见得。纨绔子弟要真不饿死，得有一个过硬的条件，那就是他的老子没有罢官，或没有入阴曹。若失去这个条件，娇养的虎皮鹦鹉们，一不能白活，坐吃山空：二不能自防，挖墙脚的纷纭而至，很快被囊括一空。昌明隆盛之邦，诗礼簪缨之族，钟鸣鼎食之家，落得个蓬牖茅椽，绳床瓦灶，贫困廖倒，不足为奇。老子‘威赫赫爵禄高登’，儿女‘昏惨惨黄泉路尽’，也是寻常事。中国人向来只咒骂败家子，其实冤了一半。败家子的习性，十之八九，应该归过于兴家老子的娇养。”
    短短200余字的语言中，浮现多少形象呢?  “纨绔”、“儒冠”、“虎皮鹦鹉”、“败家子”、“兴家老子”：“昌明隆盛之邦”、“诗礼簪缨之族”、“钟鸣鼎食之家”、“蓬牖茅椽”、“绳床瓦灶”、“阴曹”、“黄泉”；“爵禄高登”、“黄泉路尽”、“坐吃山空”、“挖墙脚”，“罢官”、    “饿死”、“误身”、“威赫赫”、“昏惨惨”、“入阴曹”。这些语言中不也是形、声、色、味俱全吗!这些活生生的形象警喻我们：如果我们娇生出一代虎皮鹦鹉们，不仅鹦鹉自己要‘昏惨惨黄泉路尽，，连钟鸣鼎食之家、诗礼簪缨之族、昌明隆盛之邦，也要落个“蓬牖茅椽、绳床瓦灶”的结局。真是剔肤见骨，入木三分。出现这样的结局，难道只骂骂败家子就够了吗?那是‘冤了一半’，十之八九还要归过于兴家老子的娇养。形象
唤醒人们警惕娇养虎皮鹦鹉的恶果，出一身冷汗之后，笔锋一转，再使人们清醒的看一下根源，分外触目惊心!岂可小看娇惯之害!
    作者前面拿在笼子里娇养惯了的虎皮鹦鹉、逃出笼子不久便饿死在秋实累累的林子里作喻，使父母们认识到如此娇养的后代，一旦失去父母娇养的笼子，  飞到社会上全靠自己生活时，命运比起那只虎皮鹦鹉又将会如何呢?这是形象的力量，也是含蓄、幽默和风趣的力量。它令人笑，又是发人深省的笑；它含蓄在耐人寻味。含蓄的力量就在于留下空间“使读者也能够各式各样地去‘想象’它们，而以读者自己的经验、印象及知识的积蓄去补充和填补。”(高尔基语)
    (3)通俗、朴实、清新、流畅。通俗的要求是通俗易懂，自然亲切：朴实的要求是朴素和平实。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。事实和真理本身就是朴实的；清新的要求是新鲜活泼，时代感强；流畅的要求是尽求音韵合谐，琅琅上口。
    生活是语言的宝库，群众创造的艺术口语除了上面讲的简洁、明快：形象、含蓄等之外，也是通俗、朴实、清新和流畅的。如杂文《当说必说》便是很自然的运用了这种群众创造的艺术口语。请看：
    在讲到现在“少说为佳”竟成了一些人的处世哲学时，写道，  “君·不见，有人‘文件画圈，开会溜边’，发言只讲‘万无一失’的原则话，有人‘是非面前不开口，遇着矛盾绕开走’：有人在歪风邪气面前，该说的不说，该顶的不顶，随波逐流，乐当‘和事佬’。此种现象出在我们共产党内，真真怪哉。”
    在讲到“好人先生”好人主义的“意义”是“言多必失”时，又写道：“那么，怕‘失’什么呢?无非是怕说错了丢乌纱帽，搞坏了关系丢选票，伤了和气堵死了方便自己的‘渠道’。借用，‘好好先生’．自己的话说：‘坚持原则是非多，碰着硬茬麻烦多，平平稳稳好处多’；‘不说 ，不说勾；，谁也不见怪’。从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，好人主义的本质是利己主义。”
    “文件画圈，开会溜边”；“是非面前不开口，遇着矛盾绕开走”，“该说的不说，该顶的不顶”。一两句群众语言便勾勒了“和事佬”的面貌。
    “说错了丢乌纱帽，搞坏了关系丢选票，伤了和气堵……‘渠道”’；“坚持原则是非多，碰着硬茬麻烦多，平平稳稳好处多”，“不说好，不说坏，谁也不见怪”，一两句群众语言又勾描了“ 先生”的心灵。
    值得指出的是，这篇杂文除了引用了许多群众语言外，通篇运用的语言都是比较通俗、朴实、清新和流畅的。顺摘一段如下：“‘言为心声’。言，往往是行动的先导。一事当前，离开必要的说话是不行的。革命者做演说，著文章，用‘说’唤起群众，揭露敌人，开辟世界新天地。可见，‘说’可以明理，可以去非，可以除恶，可以扬善，其作用可谓大矣。说和做应是知和行的统一。对于领导干部和宣传工作者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‘说’就是做。对好人好事不宣扬、不支持、不树正气，就是忘记了自己的职责，对坏人坏事不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未完待续）